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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朱峻龙

 

危中见机

 

　　在此时进入迪拜，既享受了危机带来的低房租，又赶上了经济回升期，一举两得

 

　　几天后，朱峻龙抵达重庆。带领朱峻龙到公司和直营店考察一番后，刘梅包了一艘游轮，从重庆出发，畅游三峡。

 

　　巍巍三峡，滔滔江水，习习江风，心旷神怡。

 

　　但刘梅的心思显然不在游山玩水。船上，刘梅伺机问了句，“事儿就这么定了？”

 

　　朱峻龙这才回过神来，“定了！”

 

　　现场拿出纸笔，起草合约，签字画押。

 

　　回到迪拜，朱峻龙马不停蹄地寻找店面。在迪拜华人圈中颇有声望的“山城饭店”转让的消息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 

　　“山城饭店”隐藏在迪拜德拉区的一条汽配街上，距离市政府只有800米。其所在区域也是大部分华人的聚居地，周边有中国鞋城、贸易城、轻工城和眼镜城，可谓寸土寸金。朱峻龙专门做过调查，在这里工作的人，每月在住宿上就要花1200元人民币——6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那种。

 

　　“山城饭店”的老板是个台州人，因为经营这个店面而起家，随后进入房地产市场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，而被迫转让。

 

　　接触房东后，房东承诺以“从未有过的优惠”出租给刘一手，租金比金融危机前陡降了30%——总共325平方米的店面，年租金不过30万迪拉姆（阿联酋货币。1迪拉姆折合人民币约1.7元），还有两个月的免租期。

 

　　这是朱峻龙回到迪拜后的第七天。

 

　　又过了几天，刘梅再次飞抵迪拜，和房东签约……

 

　　回忆起这段经历，朱峻龙感慨不已。如果不是当初刘梅的“一时冲动”，如果不是当初的说干就干，会有今天的刘一手迪拜店吗？更为重要的是，刘一手把握住了金融危机带来的良机。

 

　　2008年底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很多人由于投资房地产而血本无归，房价长期低迷。

 

　　“迪拜酋长在金融危机后及时调整策略，大力刺激贸易和旅游业，全面带动产业链发展。”2009年，迪拜经济进入恢复期，市场开始重新洗牌。

 

　　2010年初，迪拜经济开始大幅回升。“刘一手在此时进入迪拜，既享受了危机带来的低房租，又赶上了上升期，一石二鸟。”朱峻龙说。

 

　　拔地而起

 

　　在向迪拜配发第一批火锅底料时，刘梅刻意把一面五星红旗放在货柜里，并叮嘱朱峻龙：试营业那天，一定要把它插上去

 

　　按照当地法律，除各种自由区外，在阿联酋境内开办公司，必须有一名或多名阿联酋本国股东（合伙人），而且本国股东必须占有最少51%的股份；即使只是在当地开设分公司，也需要找当地人做担保，每年要向担保人支付一定的保费。这就是阿联酋的保人制度。

 

　　朱峻龙回忆，刘一手在迪拜创业，第一步就是找保人，让他帮忙搞定所有政府审批，协调劳工部、移民局等部门。

 

　　创业第二步，是门店装修。在迪拜装修至少面临两个难题：成本太高，工人难找。“当地也有中国人做泥水活，但他们不懂重庆的火锅文化。”于是，刘梅就专门派一个项目经理去现场指导。

 

　　而火锅店的原材料，包括瓷砖、桌子板凳等全都是国内采购。刘梅仔细算过账，如果是当地采购，店面装修要花费千万元以上，而国内采购，所有开支不过400万元人民币。

 

　　第三步，确定市场定位。

 

　　在前期的调查中，刘梅发现，每年春节期间，有超过20万中国人涌入迪拜旅游。光是游客市场，就够刘一手吃饱。由于朱峻龙干过导游有人脉，火锅店还没开张，他就和9家旅行社签订了协议：人均消费50迪拉姆左右。

 

　　第四步，确定口味。朱峻龙的建议是：迪拜有160多个国家的各色人种，有来自中国各地的生意人，在口味上必须要兼容并包。

 

　　于是，刘一手既要高举麻辣鲜香大旗，做地道重庆味，又要不惜工本，用鸡、鸭、猪骨头吊高汤做清汤火锅，满足各类客人的需求。

 

　　第五步，招聘员工。刘梅专门从总部挑选了6名员工，派驻迪拜。

 

　　万事俱备，只待开张。试营业时间确定为2010年10月1日。原因很简单，“刘一手是中国的品牌，而这一天是中国的国庆日。”

 

　　在第一次向迪拜配发火锅底料时，刘梅刻意把一面五星红旗放在货柜里，并叮嘱朱峻龙：一定要把它插在我们的店招旁。

 

　　而这一插便从未取下来。直到今天，五星红旗前后换了四面，但依然在那里迎风飘扬……

　

蹒跚前行

 

　　朱峻龙整天都担心，万一谁走了怎么办？他迫切希望有谁能把国内的人才资源整合后大量输出到迪拜来

 

　　尽管相隔万里，但当天通过网络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刘一手迪拜店的照片时，刘梅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
 

　　朱峻龙坦承，这面旗帜早已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和另一块招牌。如果有客人找不到，他会告诉对方：“就在昭阳轮胎店旁挂国旗那个地方。”

 

　　当地8月5日19点，记者来到了刘一手迪拜店。惨白的太阳，刚刚从灰蒙蒙的天空落下，迪拜的街面陆续热闹起来。

 

　　此时正值阿拉伯世界一年一度的斋月，饿了整整一天的人们开始忙着寻找晚餐。刘一手迪拜店开门不过半小时，来自中国的、巴西的、巴基斯坦的、印度的各国客人很快挤满了一楼的大堂。

 

　　如果他们愿意，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天凌晨打烊。但当太阳又从地平线爬起时，无论是不是穆斯林，他们都不可以再进任何米水，直到太阳再从地平线消失。

 

　　朱峻龙一直在忙个不停，也乐个不停，招呼这招呼那。因为生意火爆，他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营火锅店上。

 

　　然而，把时钟拨回一年多前，刘一手迪拜店却是另一副模样：生意萧索，勉强维持。

 

　　更为糟糕的是：刘一手派驻迪拜的“熟手”，半年内就全部走光了……朱峻龙坦承，迪拜火锅店的工作是高负荷的，“国内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这里是一个萝卜两个坑”。加上人生地不熟，业余生活枯燥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 

　　熟手的撤离，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服务质量的下滑。“有一次江浙同乡会的会长带着一群高官过来吃饭，结果等了半天桌上还没菜……”朱峻龙说。

 

　　刘梅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给朱峻龙寄来了很多管理方面的资料和书，其中一本是《海底捞你学不会》。刘梅在给朱峻龙的信中写道，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虽说刘一手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，但可能并不适用于国外的情况。大家出来吃都不差钱，味道好只是成功最基本的因素，服务一定得跟上去。”

 

　　随后，朱峻龙开始着重对外国务工人员的培训，并想办法挖来一个为阿联酋航空供菜的公司的厨师长。即便如此，现在刘一手迪拜店也只有员工8人，要想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，朱峻龙感觉很头痛。

 

　　“孟加拉的外劳是最好使的，肯干，但不像中国人那么机灵——一个眼神就能领会，就会来事儿。”朱峻龙说，当下他最迫切希望的就是，有谁能把国内的人才资源整合后大量输出到迪拜来，“我整天都担心，万一有谁又走了该怎么办？”

 

　　刘梅也有同感。“目前刘一手的几个国外店最头疼的就是人的问题。国内的人出不去，出去后也不容易呆长久。这是我们没有在其它国家快速开店的主要原因。”